资政|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从长城到长桥
随着西方霸权的衰弱，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出现产生了两大主要影响。
第一，中国的地缘文明模式源于中国悠久的历史，该模式可能将取代西方的地缘政治模式，成为影响21世纪世界事务的关键。
第二，有史以来，中央王国将第一次不得不出于自身利益而与全球进行接触，范围将不仅限于其亚洲邻国。当今世界相互依存，中国和西方一样必须在“利益汇合点”上进行合作，否则他们各自的和平与繁荣前景也将受到损害。
基于“利益汇合点”，中国和西方正在建设新的理解之桥。“交叉授粉”将不可避免。东方可以向西方借鉴，西方也可以向东方学习。
从地缘政治范式到地缘文明范式。西方在思维中倾向于将矛盾视为不可调和的敌对关系，认为只能通过冲突解决，一方压倒另一方。这与传统的东方思维对比鲜明，东方思维倾向于看到整体中互补的方面，也就是道家所说的阴阳，而阴阳必须不断务实地寻求和谐与平衡，其根据是具体情况，而不是普遍的理想主义抽象概念。
地缘文明范式寻求在更加平等的大国间实现和谐共存，远比地缘政治心态更加适合我们已经迈入的这个世界。地缘政治心态导致分裂和冲突，我们正在逐步摒弃。尊重不同文明和生活方式对于即将到来的世界秩序而言不可或缺。
与全球接触的中央王国。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主权意味着在这张全球相互依存的大网中保护并改善本国人民的福祉。在维护主权方面，中国如今面临的挑战是要抛弃长城心态，在自身利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利益的汇合点上构建21世纪的“长桥”。
过去30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功，也将中央王国推到了全球化舞台的中央。重新觉醒的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众多，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商品市场到美国的消费市场，再到欧洲的金融稳定和我们共同面对的气候变暖问题，中国的命运现在已经与其创造的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中国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只能通过帮助他人来帮助自己。要帮助自己和他人，中国就必须走出自己历史的安乐窝，积极塑造后美国世界秩序的规则和规范。
基辛格说，“合作意识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复杂时代，正在寻找能够压倒一切的框架。我们必须适应一大批新成员走上世界舞台”。对基辛格而言，“最主要的协调工具就是二十国集团”，在二十国集团中，所有国家必须使本国宏愿符合国际安排，“以避免因寻求经济增长而导致零和竞争”。
因此，中国必须在“和平崛起”理念上更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和深化同其他国家的‘利益汇合点’。只有彼此利益不断汇合，共同利益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一直是全球化1.0的主要受益者，在全球公共品的基础上构建了现有的实力和繁荣，而这些全球公共品的提供者正是如今正在衰落的美国霸权。全球化和技术进步造成的混乱在西方面临日益强烈的抵制，对此，中国必须考虑到所有人的利益，积极巩固全球化2.0。现在，中国只有两个选择：和其他国家共同建设“长桥”，或者回到长城以内，再次退出历史的舞台。
交叉授粉。在全球化从1.0向2.0转变的过程中搭建桥梁，将汇合利益联系在一起，从而保证在新时代中，东西方继续相互交流而非你争我夺。
对我们来说，有一些原则是真正普遍适用的，包括对个人尊严的尊重和限制权力滥用，这些原则将会是西方与中国互动的主要部分。但我们同时也认为，这些原则如何在社会中得到调整并与共同利益实现平衡，其方式并非普遍适用。
治理机制并不是普遍统一的。在西方，很多人出于意识形态考虑，坚持中国必须在全国范围内采用西方一人一票的多党民主制，这一坚持是错误的，特别是考虑到这一体制在西方已经变得如此漏洞百出。
西方需要认识到，选拔和选举相结合的制度显然是一种良好的治理模式，这种成熟的精英制度得到了民主责任制的平衡，却又不受选举政治的影响。这种体制在一党内部或在非党派治理机构中达成一致意见，而非在外部公开动员选区公民，使其相互攻击。只要内部有基于绩效的公平竞争，该体制就还有很多优点。
不管怎样，中国、西方及世界各地的其他公民应该选择适合各自的治理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在中国行之有效的制度或许只在中国有效，而在西方行之有效的制度也只在西方有效。正如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所言，“深层文化难以改变”。
不过，如果我们摆脱普世主义意识形态，尊重并学习根源于彼此文化和历史的道路，东西方无疑可以彼此促进。在21世纪，随着世界各国在中国的带领下不断崛起，或许西方的政治想象力会再次开放并向东方学习。
在多种实体中建设通往未来的桥梁再次需要这种智慧。美国和当代中国的开国元勋们都展现过这种智慧。而在新世界里，我们所有人都无法摆脱相互联系，和前人一样，我们必须务实开放，学习对我们各自人民的福祉最有稗益的制度。
（摘自《领导文萃》2016年1月下）
稿件来源：《决策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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